纪念张宗宪：一个时代的结束与传奇的延续

每个人都会走完自己的一生，只是不知道终点在哪里。2018年初之时，中国嘉德拍卖公司找到我，说公司为张宗宪先生出了一本传记，想在北京搞个隆重点儿首发仪式，可张先生不太愿意来，说除非你们能把马未都搬出来，我就去北京。嘉德公司就来请我捧场。我六十以后不愿意再出头露面，尤其人多而杂的场面，实在有些应接不暇，不愿意因个人疏忽怠慢了别人，但为张先生出场我就答应了并欣然前往。

那天《张宗宪的收藏江湖》首发仪式相当热烈，四百人的场子少说挤进了五六百人。我们进场时气氛热烈，张先生脱帽，频频向到场人员致礼，偷偷地对我说，来这么多人真没有想到。我告诉张先生，如果事先我再做一个广告，估计人多到活动得取消。张先生说，还是北京人气高，香港做不到。

那天的新书发布十分顺利。张先生风趣幽默地谈了他的往事，最后又耐心地为大家签书留念。他红光满面，精神矍铄，看着一点儿也不像九十多高龄的人。张先生情商极高，开场就将我举了一番，夸得我很不好意思。我回复他的褒扬时说了一段往事。在先生八十大寿的寿宴上，我送给先生的生日贺礼是我出版的大书《中国古代门窗》，那书开本大，装帧豪华，刷金口，封面烫金。我在扉页上写道：“您是古董行业的常青藤，老枝虬劲，每年还冒出新芽，愿您永葆青春。”

说张宗宪先生是古董行业的常青藤绝不是溢美之词，而是在讲述一个久远的故事。张宗宪先生祖籍常州，其父幼年在苏州长大，十六七岁时赴大上海讨生活，因受家庭影响，学做古董生意，很快风生水起，步入小康之家。张宗宪此时出生，算是含着金汤勺来到这个世界。按他自己的话说，年幼时从不知努力学习，贪玩成性，对父亲的古董生意也没有感觉，连父亲的堂号“百忍堂”也不甚明白。但父亲为人诚实，讲究信誉，言传身教，以致他后来从事一生的古董行业都坚守诚信为本的原则。

中国的古董业在近代史上有过一次高峰。同光中兴后，民族资产阶级兴起，加之西方列强第一次敲开中国的大门，看见中国艺术品什么都稀奇，尤其北洋政府成立后，北京上海两地内外需求同时加大，古董商形成南北两大派，各有所长。北方挟地利之优，高古文物涌现，出现了岳文轩、萧书农、陈中孚等一众商人。这些古董商人受传统思想影响，立业守家意识贯穿一生，以致沧桑巨变时不能适应，善终的不多。而南方一派，多数古董商并不是上海本地人，基本出自长三角苏锡常一带，比如仇焱之（抗希斋），苏州太仓人，最后落户瑞士；戴福葆（戴润斋），无锡人，1950年移居美国；卢焕文（卢芹斋），浙江湖州人，移居去了法国，并娶了法国女人。总体而言，清末民国时期的南方古董商人多得以善终，晚年衣食无忧。由此可见南北文化差异。

理论上，张宗宪比上述南北古董商小一辈。他祖籍江苏常州，但他算是上海人。张宗宪的古董生涯历经三个时期，民国后期的风起云涌，大浪淘沙；建国早期的公私改造，江山一统；改革开放的老树新芽，枝繁叶茂。民国期间，张宗宪由顽劣之童成长为丰朗才俊，跨入了古董界大门。1949年审时度势，毅然决然单枪匹马闯荡香港，很快打开局面。他和我闲聊中讲过那时的艰辛，一天只吃两碗盖浇饭，几张报纸铺在地上随便凑合也能睡上一觉。新中国成立之前，解放军跨过长江之后直逼上海，上海被困，人心惶惶。有钱人裹着细软作鸟兽散，大部分往南逃。他怀揣仅有的24美元，用黄金换了去广州的车票，一口气逃到香港。那24美元换了140多港币，自己为自己定下规矩，一天只能花1港元，要坚持下来。

我和张先生说，您和我爹算是同龄人，您小他一岁，我爹属虎，您属兔。您逃离上海之际正是我爹打入上海之时。淮海战役（张先生说徐蚌会战）之后，解放军摧枯拉朽，渡江战役、上海战役虽不能算如入无人之境，但也没有受到致命抵抗，炮火硝烟过后的上海马路上，到处躺着秋毫无犯的解放军，而那时大部分富人已经吓跑了。张宗宪初到香港度日如年，身上唯一的古董——一只鼻烟壶在香港至九龙之间犹豫是卖八毛钱还是七角钱，可见那时人与世道的窘迫。说来奇怪，一个只卖了七毛钱的鼻烟壶可能具有一种神灵，提示他在这上面能赚到钱。

鼻烟壶在中国古董界既算新秀又算传奇。新秀是指这东西为清代所创，明代之前完全没有；传奇则是有什么材料就有什么样的鼻烟壶，丰俭由人。通绿翡翠鼻烟壶，羊脂白玉鼻烟壶，瓷胎画珐琅鼻烟壶，还有千变万化的玛瑙鼻烟壶，不一而足。这些年创造出百万美元一只鼻烟壶纪录，世界上收藏鼻烟壶的人很多。很多大收藏家最初都是鼻烟壶领进门的。张先生一讲到这些就眉飞色舞。新中国成立头二十年，由于资本主义的改造未完成，这类“封资修”的东西国内没有市场，只能向外倾销，一毛钱一个随便挑。张宗宪利用其国内的亲戚关系，成箱成箱地运至香港，批发赚钱。当时包括白玉牌在内的小玉件，五毛钱一件，各地外贸公司生怕你买少了，每次都是多多益善。这类小古董出口都销往了欧美日本，都卖给了喜欢中国文化的外国人装点生活。那年月古董行业少有真正懂行的收藏家，都是为富裕的外国人增添闲情雅致。

我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北京及各地的文物商店库房里，鼻烟壶最多，都用水果筐破木箱装。那藤编的水果筐都直径二尺，高二尺，一筐一筐地堆积如山，连鼻烟壶的壶盖也是一样，放在一个个抽屉里，如同一大堆花花绿绿的豆子，通绿翡翠的，通红珊瑚的，象牙虬角珍珠玛瑙，金银铜铁锡，竹木牙角漆，应有尽有。1990年我编辑《中国鼻烟壶珍赏》时，看了不下几万个鼻烟壶，叹为观止。记得编书的日子里，在北京文物商店，遇到张宗宪先生，秦公先生拉着他欣赏，张先生惊讶地说：“这东西现在也值大钱啦！五毛钱一个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喽。”三十年前的中国古董业在张宗宪眼中已是今非昔比。那年月他已经也跨过了花甲之年。他给我们讲了许多往事，讲在北京外贸库房里挑古董，冬天特别冷，挑一会儿就得去小屋里取暖休息一会儿。那时取暖就是一个蜂窝煤炉子，煤炉上烤着窝头片，喝着白开水，吃得也挺香。

张先生说的过往都有画面感，尤其对我这种熟悉北方生活的人，熟知煤炉子冬天烤窝头片的滋味儿，如果再抹上王致和的臭豆腐，那味道可谓天下无敌。可惜张先生从小上海长大，后在香港生活，他无论如何也享受不了这个奇特味道的。几十年间和张先生见过多少面，吃过多少回饭都记不清了，能记清的是他老人家的人生态度。说过去云淡风轻，似乎没有苦难，也没有艰辛。即便有艰辛，在他嘴中也是另一种幸福。一个活了近百年的老人，又赶上最动荡的二十世纪，改朝换代，江山易帜，覆巢之下安无完卵。他虽说出身小康，但也会在生活的汪洋大海中浮沉，风平浪静时悠然自得，可当巨浪滔天之际，一个人凭借能力才能不至于被风浪吞没，终于等来旭日喷薄而出。

张先生的几处私邸，他都邀请我去过。苏州的张园和香港的云海阁。这两处家风格迥异，苏州的张园尽显新派国风，他把中国文化精髓太湖石整体包金，不再体现其瘦漏皱透，而是让其光影夸张。每位去过张园的人都会被张先生的创新弄得瞠目。而香港的私宅则是充满了神秘气氛，一入玄关就是多面镜子折射，让人无从迈步。一问张先生为何这般设计，张先生笑着说，香港坏人多，防止打劫，让他们入室无路可走。张宅的这一独特设计还真有防打劫的功效，我们同行的一位出来时就找不到入口，最后蹲在地上找出口，成为大家的笑谈。

张宗宪先生是个襟怀坦白的人，从不去掩饰自己走麦城的过往。我第一次去他香港的家，印象最深的不是满屋的古董，而是他拿给我看的几大本相册。其中有一本相册，他老人家头戴纱网，手包纱布，像在拍电影的剧照。我问他怎么回事，他笑呵呵地告诉我，一生遭到三次打劫，这是最重的一次，刀劈斧剁，血溅四方。他说起往事嘻嘻哈哈，四两拨千斤，“他们奈何不了我”，说完还笑声朗朗。我问他这些歹徒为何如此凶残，他说，为钱什么事都可以干得出来，香港这地方有些年无法无天。我拉起他的手仔细看了看，问他为什么一点儿伤疤也没有留下？张先生说：“天意啊，天不灭我，卿奈我何？”

张先生身上几十年来都保留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。买东西无所谓赔赚，各尽其能就好。东西和人一样，都有自己的使命，完成使命就万事大吉了。1994年中国嘉德公司首场拍卖，张先生手持一号牌，为嘉德拍卖公司先开头彩，将一号拍品民国二流画家吴镜汀的《渔乐图》一口出价88000元，加上一成佣金，当年这画花了张先生96800元。他当时站起来说：“今日嘉德开张，祝他们兴旺发达，八万八，发发发！”这张画只有三尺大，当时市场价最多一万多元，后来这张画再度出现拍场时只卖了9900元。有人讥笑张先生是花钱出风头，可张先生自己不这么认为，万人瞩目的大陆首场拍卖，就算出风头也值八万八。从那天起，各拍卖公司的1号竞价牌都为张先生留着，让他在拍卖场叱咤风云，尽领风骚。

想了想嘉德首拍整整过去三十年了。张宗宪先生伸出1号牌及站起来说出“八万八”时，我就坐在他身后偏右一点。今天看几张珍贵的嘉德首拍首件作品成交的照片，我都幸运地被摄影师框入其中。历史就是这么神奇，相信缘分，即便是一瞬，也会将那一刻缘分载入史册，成为永恒。

由于张宗宪先生在嘉德拍卖会的表现，国内相继成立的公司都把张先生奉为座上宾，对他毕恭毕敬。的确也是如此，张先生自苏富比入驻香港时就鞍前马后地跑着，既为其出主意，又为其送拍品，还为其拉客户。他这种让古董市场公开售价的行为令所有香港古董商不解，也不高兴。因为古董买卖自古就低进高出，赚的就是信息差的钱，十倍百倍乃至千倍万倍利润都是可能的。可拍卖公司一来，买卖之间只挣个10%的佣金，在传统的古董商看来十分不解渴。古董生意自古都是“三年不开张，开张吃三年”的，把拍卖行引进香港，让传统的生意怎么生存呢？

张先生劝导同行说：“只有市场大了，藏家才会多起来，拍卖行一年只做春秋两季，其余时间古董商有的是时间和机会做买卖。”事实也的确如此。1973年苏富比进入香港以后，香港艺术品市场慢慢成了气候；多年后，佳士得也不甘示弱进驻香港，两大拍卖行交相辉映，让香港成为自伦敦、纽约后的世界第三艺术品中心。尤其改革开放二十年后，大陆买家陆续进入香港市场，甚至让香港一度成为世界艺术品市场的老大。每当拍卖季的时候，各路人马川流不息，懂的不懂的，真买家和凑热闹的，低调的高调的，真有钱假有钱的，鱼龙混杂地充斥着香港市场，走马灯式构成了那些年的光怪陆离的万象。张宗宪先生因生于上海，长于上海，加之其父张仲英是第一代古董商，“小心驶得万年船”，以身作则，这对儿子张宗宪有潜移默化的影响。首先是以诚为信，不走歪门邪道；其次是精心维护客户关系，服务一丝不苟，所以张宗宪先生身上有老一代人的服务意识，替客户着想，使命必达。每次替客户看拍品必亲临现场，竞拍到手必亲自送上门，从不懈怠。由于张先生美德如斯，久而久之形成了个人品牌，很多大藏家就特别信任他，凡拍品必委托张宗宪先生代理，宁愿多付一成佣金。

很多古董商认为赚一成佣金太不划算，自己要搭上机票住宿吃饭等费用，万一超出预算没有买到，所有费用都打水漂了。可张先生不这么认为，他觉得客户的信任最为重要，赚钱是第二位的。时间久了，张宗宪先生成为艺术品经纪人的第一品牌，委托他的人越来越多，有时候一场拍卖下来，委托他的拍品总价过亿，他这时挣一成佣金就很多了。

拍卖公司的黄金二十年，张宗宪先生永远是大哥大，接受委托最多，各拍卖行下单也最多。国内拍卖行刚兴起的时候，他一个人有时会占某家拍卖行成交额的一半，这瞩目的成就至今无人能突破。很多故事虽然没有过去几年，但今天听来犹如传奇，让今天的拍卖行新人仰望泰山北斗，让老一代拍卖人追忆似水流年。

2006年我去参加香港佳士得秋季拍卖，那年佳士得有件瓷器重器上了拍卖录封面，即乾隆珐琅彩杏林春燕碗。这碗故事极其丰满，首先是碗的素胎是雍正年间烧制的，雍正没来得及加彩细烧就驾崩了。珐琅彩瓷器本身就是传奇，康熙帝灵光乍现命令试烧，大获成功；雍正帝又精心雕琢，逐步完美；到了乾隆帝时大放异彩，色彩纷呈。瓷胎珐琅器都是在景德镇烧好素胎，然后挑选最佳者送入紫禁城内。造办处在皇帝授意下，由宫廷画师绘制内容，然后在紫禁城内设小窑二次入窑而成。珐琅彩瓷器在清代是大内独享，宫外无人见过。直到清代倒台之后，才让民国百姓有机会一睹它的芳容。

这件杏林春燕碗怎么流出宫的无从查考，至少在20世纪初就被一个叫查尔斯（Charles Oswald Liddell）的上校所收藏，究竟谁卖给他的不知道，只知道这期间此人在上海工作。到了1929年，此碗易主，被英国科尔切斯特（Colchester）小镇国王福特收藏。大概在1950年，此碗又易主，被冯克朗男爵夫人芭芭拉赫顿（Barbara Hutton）收藏。到了1971年7月6日在伦敦苏富比拍卖，被戴润斋收藏。1985年5月21日在香港苏富比再度拍卖，被香港大收藏家葛士翘买下，然后不知何时何因，葛士翘将此碗让给了张宗宪先生。21年后，杏林春燕碗隆重再现江湖，引发极大关注。

因为此碗是张宗宪先生送拍的，我一见到他就说此碗。张先生特高兴讲了往事。当年他替葛士翘竞得此碗时价110万港币，在他手已经15年了。这次释放给佳士得公司拍卖算是做功德。我们俩坐在拍卖场外的休息区边喝茶边聊。临近拍这件拍品时，我拉张先生想进拍场亲眼看看，可张宗宪先生婉拒了。他说，这个和嫁闺女差不多，在现场心里会不舒服。说这句玩笑话时，张先生眼中闪过一丝异样的光，转瞬即逝。

我和张先生在场外继续闲聊，等待那碗落槌。最终此碗1.51亿成交，成为当年清代瓷器新的世界记录。我恭喜张先生，张先生笑着说，我请你吃上海菜。于是，我们就离开拍场，走着去中环一家大厦中的餐厅。张先生显然是这家上海菜餐厅的常客，熟门熟路熟人打着招呼，一桌四人小桌坐定，开始了天南海北闲聊的庆功宴。

席间，我帮张宗宪先生算了一笔账。这碗在他手中收藏了15年，买卖之间价格相差150倍，那就是每年上涨10倍。几十年前百万级的投资瓷器不算小钱了，如此大手笔，又如此获大利，非胆魄过人者不能。张先生就人中龙凤，古董业的豪杰。可张先生谦虚得很，说时代造化人，人与物都要相信缘分。

这人缘与物缘上，张先生最有体会。他在古董行摸爬滚打数十年，吃过仙丹吃过药，走过麦城走过桥，看时代风起云涌，见过客人来人往，能剩在后面的都是英雄。他说这行业不是着急的行业，着急的行业是妓院。说完哈哈大笑，笑得隔壁桌都看我们。

张先生自诩为古董商人，从不说自己是收藏家。古董宋代称之骨董，这词沿用至清代才与古董并用，古人认为骨乃精华，董乃明白，故曰骨董。古字改俗了，浅白无趣，不如骨董有内涵。张宗宪先生百年人生，成为大家，符合骨董最初定义。看看张先生八十余年的古董经营史，不愧为一个世纪以来最成功的古董商人。他与仇焱之、戴福葆、卢焕文不同，这些人的主攻对象都是百年来的西方列强，更多的艺术品古董都卖给博物馆或机构。但张宗宪先生不然，从一个小小的鼻烟壶做起，几毛钱几块钱去赚，靠信誉获得大客人的信任，靠勤快获得小藏家的青睐，生意可大可小，友情可深可浅，自己只坚持一个原则，那就是父亲留下的传家宝：百忍堂。这百忍可以理解为是家训: 隐忍、坚忍、含忍、柔忍等等，总之忍辱负重，忍耻含垢，方可成事。苏轼有一段关于忍的高论：“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，必有过人之节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，匹夫见辱，拔剑而起，挺身而斗，此不足为勇也。天下有大勇者，猝然临之而不惊，无故加之而不怒。此其所挟持者甚大，而其志甚远也。”

苏轼这段话虽没有他的诗词传播得远，但力道极深，能身体践行者少之又少，张宗宪先生算一个。他背井离乡，闯荡江湖，在弹尽粮绝之际，生生闯出自己的天地。父母亡时不能尽孝，长歌当哭，远叩作孝；待在异乡立住脚跟，利用大陆香港时代之差，用信誉让事业蒸蒸日上，一元钱不畏少，百万元不张狂，细水长流，终成江海；中年以后，又赶上好时代，腿勤嘴勤，今日欧洲，明日美国，后日香港，空中飞人，多问多听，张先生讲过，看不懂没关系，可以以耳代眼，不耻下问，三人行必有我师；花甲之后，张先生没有老态龙钟，老气横秋，而是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仔细想想，这又何止千里万里，张先生六十之后，焕发青春，其精力令后辈所不及，加之欣逢盛世，古董行业不飞则已，一飞冲天。几十年时间，中国单件古董破百万，破千万，破亿，破十亿，高歌猛进，一路飘红。而张先生开始冷静，该释放释放，该捐献捐献，将自己的一生开始总结，希望自己的一生雪泥鸿爪，雁过留声。

想想《张宗宪的收藏江湖》首发式还历历在目，他谈笑风生的场景在记忆中尚未定格。可惜他说走就走了，谁也留不住生命，只能在世上留下自己做过的善事，发过的慈悲，爱过的艺术，以及过往的无数迷人故事。

甲辰冬月初三未时